角膜捐献的困境: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推进立法

  • 发布时间:2019-04-25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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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郭祥  动员捐献难度不小  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登记的志愿者有4万多人,90%以上是年轻人。

年轻志愿者是一个值得期待但可能存在变化的人群,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小曦隔壁的病房,14岁的宽宽刚刚做过角膜移植。 这只移植的角膜,将让他的左眼重见光明。 这10年间,全家人一直等待着这只薄薄的角膜。   宽宽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滑县,4岁时他因玩爆竹炸伤左眼。

他从河南省人民医院辗转到北京同仁医院,由于角膜短缺,只能先治标再治本。

专家们想了各种办法覆盖眼球,还移植了父亲刘先生的唇膜。

宽宽的妈妈用小手电筒照他的左眼,他什么也看不到,只觉得眼前一亮。 医生说,要想恢复视力,就得做角膜移植。   没有角膜,只好等待。 不久前,宽宽的父亲老刘终于等到住院通知。

潘志强为宽宽做了移植角膜手术。 他沿着这个1分硬币大小的角膜边缘,手工缝合了16针,将它固定在眼球上。

包括爆炸外伤的修复在内,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   “做完角膜移植手术,重见光明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这不像是白内障手术可以立即见到光明。

”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王文莹说。

手术后还睁不开眼,要等完全水肿消失后才行。 移植后视力可能很难达到,但能恢复到。   于津是北京同仁医院的一名角膜劝捐员。 她说,年龄在2岁以上80岁以下,眼部没有做过手术,没有传染病,在医院去世,就能捐献角膜。

但是,动员别人捐献角膜,总是很难张口。

于津起初特别紧张,不知说什么好,生怕说错话,让人反感,也不能挨个找病人。

她联系了一家老年医院,在病房走廊放了宣传资料,留下手机号,希望有人能主动联系她。 可是,很多人即便患癌症多年,生命要走到尽头,也没考虑过角膜捐献。   劝人捐献角膜,尴尬不只是难开口,主要是传统观念很难改变。

一位老人去世后,他儿子打来电话捐献角膜。 于津带着团队取角膜时,老人的儿子突然决定不捐了。

原来,捐献角膜需要连同眼球一并摘取,这样方便角膜的保存,单取角膜容易污染,无法移植成活。 捐角膜变成摘眼球,因为理解上的差异,逝者家属改变了主意。

于津说,如果单取角膜,玻璃体、晶体等都会漏出来,单捐角膜可能会影响遗容。

事实上,如果允许采集,工作人员会用仪器撑开逝者眼皮,用消毒后的剪刀把眼球周围的组织剪断。

随后,植入填充物,戴上假眼片,再合上眼,从外观上看不出来,体现对逝者的尊重。   患者在等,劝捐员在找,志愿者在何处?北京同仁医院眼库登记的志愿者目前有4万多人,90%以上是年轻人。 潘志强分析,年轻志愿者是一个值得期待但可能存在变化的人群,远水解不了近渴。

  潘志强介绍,有些国家实施强制死亡通报制度,使器官捐献数量大大增加。

所有志愿捐献器官的死亡病例,都要交给器官获取组织或者指定的第三方组织(如眼库),及时评估器官、眼睛和组织捐献的可能性。 在潘志强看来,推行这项制度,只要有10%的志愿者捐献,就能满足角膜移植的需求。

  角膜捐献需要“搭车”  亟待改变眼库角膜捐献“小作坊”模式,建立全国性角膜捐献体系,引导志愿者同时捐献器官和角膜  一位山东患者双眼被烧伤,被一家人陪着在同仁医院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半年后,患者重见光明,独自一个人来找潘志强复诊,生活能完全自理。   从技术角度来说,眼角膜移植手术并不复杂,手术成功率可高达90%以上。

潘志强从事角膜移植多年,曾经去东南沿海某省一所盲校做筛查。

很多失明者尽管错过最佳治疗年龄,仍有10%的人通过角膜移植复明。

  尽管角膜属于人体组织,不属于器官,但和器官捐献面临同样的困境。

自2015年1月1日起,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器官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渠道。 角膜捐献,能否搭上全国器官捐献系统的车?  目前,器官捐献体系与角膜捐献尚未对接,角膜和器官还无法并网捐献。 潘志强认为,国内的眼库运作远远滞后于器官捐献系统,仍在“单兵作战”。

各大医院只能自发地建库找“膜”,孤军作战,势单力薄。

国内多家医院的眼库几乎都是“有库而没有眼角膜”的“空库”。

他说,我国亟待改变眼库角膜捐献“小作坊”模式,建立全国性角膜捐献体系,引导志愿者同时捐献器官和角膜。   说到眼角膜捐献的困境,潘志强一连用了三个“缺乏”:缺乏标准操作范例,缺乏规范的培训和认证机制,缺乏全国及地区的管理规范或操作细则指南。 当前,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是角膜分配问题,即如何保障每一个角膜都能用在最理想的移植者身上。

但是,哪些人具有优先获得权?角膜如何分配才能最公平?这些都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   从世界各国看,解决角膜供体来源不足主要依靠立法。 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因交通意外死亡或在公立医院死亡的人,如果没有家属明确反对,其角膜一律捐献。   “角膜捐献不仅需要爱心,更需要推进立法。 ”潘志强说。   王君平。